Avra Kadabra

〈白馬走過天亮〉--言叔夏

　　民國一百年許多人都結婚了，包括怎樣也想不到的劉若英。我曾經不只一次聽過身旁的同志友人們說唯一可能結婚的女性對象就是劉若英，「大概是因為她看起來非常淡薄的樣子吧。」我對劉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國中時代的〈為愛痴狂〉，土黃色墊肩大夾克的她在MV裡徹徹底底地燒了一把吉他。我還記得那是第四台剛開始普遍的時代，有一個頻道從半夜三、四點開始就會陰魂不散地輪播著每天幾乎一模一樣的MV清單，沒有主持人也沒有任何旁白。這份清單大概以一個月左右做為週期會定期更新，大約是加入了每月新進榜的歌曲。有段時間，我總是在起床趕第一班公車上學的五點鐘時間，會反覆地聽到這首歌。

　　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奇異的年少時光。我所住的那個小鎮在離任何學區都遙遠的地方，於是小學一年級起我就學會了在擠滿眾多高年級學生的公車上突圍拉到下車鈴的求生技能。國中以後，母親讓我去上位在市區的教會學校，這個技能的規模於是被擴張到更大。我記得上課的第一天輪到自我介紹，當我說出自己畢業的小學時，台下的一個同學非常認真地說：「你一定是第一名畢業的吧。」她用很誠懇的語氣對我說：「要不然怎麼可能進我們學校。」

　　我知道她沒有別的惡意，但這段話裡我只聽到兩個部分：她用「你」來稱呼我，用「我們」來稱呼自己。「我們」當然包括未來的「我」，可是卻無法化解當下的我站在台上的那種困窘。我下意識地抓緊了制服裙子的皺褶，不知道該將自己的手腳擺放在哪裡。下了台以後我發現那裙子變得更皺了，而且沾滿了白色的粉筆灰，後來一整天除了被點名和上廁所的時間以外，我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一動也不肯動。

　　對那個學校的人來說，我所來自的地方對他們而言無異是甲仙或都蘭之類的地名。我沒有邀請過任何人來我家，也沒有同學提出過放學後一起去補習班做功課的邀約，整個中學六年，我都過著獨自搭乘公車上下學的生活。從我家到學校的通勤時間大約要花上一小時，公車會從繁燈夜景的城市一路蜿蜒爬上大坪頂，繞過山區而下。我總是無聊地對著窗外刷過的景色發呆。車廂的人漸漸稀少了起來，公車搖搖晃晃地，從城市漸漸駛離，常常一不小心就使人陷入了瞌睡之中。冬天的天色暗得極快，在一本搖著搖著就幾乎要從膝上掉落的英文課本裡醒來時，四周已是荒瘠暗黑的山野。

　　不知道為什麼，那時的我非常喜歡那樣甦醒的時刻。天花板上老舊的日光燈管白晃晃地，像水族箱般地壟罩著整個車廂。周身稀少的人們看起來都那麼孤獨，一個個散落在藍皮座椅的角落裡；他們有人像是水鳥那樣地垂頭睡著，有人蜷起身體緊挨著鐵皮的車廂耽坐，腳邊堆放著一個好大的旅行袋，他要去什麼地方？要去那裡做些什麼？我想不出這班夜車能抵達一個更黑更暗的地方了。車廂上方懸掛的吊環無聲地擺盪著，像一個隧道般的夢境。窗外大片大片瀑布般的黑色裡連一盞路燈也沒有，只有窗玻璃上倒映出的暗褐色的自己，車子一撞上了窟窿就五官迸散，支離震顫。

　　若年少時代的某些路徑實則含有某種隱喻，那麼這條隧道般的返家旅程也許便成為了我日後某種抽象道途的原型。長大以後我發現我不能習慣跟人一起回家，即使是順路也不行。我喜歡自己從一個喧鬧的聚會中離開，喜歡和親密的朋友告別後獨自消失在極黑極深的夜色裡。這簡直是一種儀式或姿態，需要一條巷子或一段四站左右的捷運來抵達。抵達自我；自我像是一座空空的井口，井裡什麼也沒有。在那孤獨的距離與風景之中，沿途的灰塵與細瑣皆被滌洗瀝淨，將我清潔地接迎回到自己的房間之中。

　　那種黑色一直讓我感到非常地安心。我後來就成為一個在那種黑色裡生活的人。寫不出論文的時候任性地不寫，過很長時間日夜顛倒的生活。在半夜三點的廚房裡煮麵條呼嚕地吃完，聽很多電子音樂，一整晚反覆倒帶看電影裡喜歡的片段。衣服與書籍雜亂地散落在地上，它們親密地將我包圍。夜晚裡所有的人都睡眠了，街道空無一人。有時我會拎著鑰匙出門去便利商店，買回蕎麥涼麵與蘋果牛奶。有一次我遇到一個自動門被上鎖的便利商店，我在門下站了好久卻始終等不到它開。後來我隔著玻璃門看見櫃台後的店員在收銀機下方竟打起盹來了。他的睡臉如此安詳簡直他就是這個店裡所有飲料書籍便當酒瓶的一部分。我後退幾步，整個店看起來像是一隻玻璃箱子，一個水族箱。我忽然明白他們的關係其實是魚與水蘊草，而我只是一個水蘊草睡眠時做的夢。我是一個拜訪者。

　　但其實我真的只是夢。十五歲的自己夢見了三十歲，像背起大袋去一個很遠的地方折返回來，我忽然就三十歲了。在三十歲的深夜房間裡，我經常想起十幾歲時的自己，想起那時的冬天清晨是如此地黑暗，我甚至再也不曾遭遇過那樣絕對性的黑。那種黑色只存在於人生的某個時期，像底盤一樣地嵌合著只有那時才能擁有的所有缺口。我想起那時的自己總是摸黑在睡夢的邊境裡醒來，坐在床上安靜地發呆。想起窗外冷空氣的清冽氣味，混雜著夜色即將褪去的某種氣息，潮水般地湧進窗來。我會躡手躡腳地穿越過睡眠的家人們，在不開燈的客廳裡扭開電視頻道，在電視光管的搖晃中，開始做一些刷牙或梳髮之類的窸窣情事。

　　我想念那樣孤獨的時光，在天色亮起來之前，我在黑暗的客廳沙發上蜷起身體，什麼也沒想地盯著電視螢幕裡流瀉溢出的MV。那些影像伴隨著電視機裡發散的光暈河流般自我的臉上流過；那些歌曲都極傷感極惆悵極九○年代。天空。心動。恨情歌。我願意。白天不懂夜的黑。誘惑的街。為你我受冷風吹。聽著聽著就讓人流起淚來。但我其實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流淚。也許是年少的敏感與脆弱；也許是天亮的預感伴隨著歌曲的消逝逐漸逼近；也許這客廳裡的黑暗就像光圈般地從頭兜攏包圍了我，世界變得極小極小，只剩下自己和眼前的螢幕。而天亮像一匹白馬從窗外走過，走過以後，家具、牆壁，還有我雙手環抱的自己，便漸漸地在黑暗中清晰了起來。我好像在那些天亮前的歌曲裡抵達了未來的自己，像做了一個三十歲的夢，手指的前端伸得好長好長，幾乎要抓住了什麼，那在夢中被我追捕的物事總是在指尖的前端，一碰到了邊緣就要被遣送回返。

〈鬼魂與觀音〉--言叔夏

童年時代的某一日，祖母去中國旅遊回來，帶了一枚便宜的綠玉觀音，用簡單的紅色粗棉線串起來，掛在我的頸項。綠色的玉涼涼的，貼在胸前的皮膚上好像聽診器。紅色的棉線舔起來鹹鹹的，我去小學上學的時候，下了課總是百無聊賴地看著同學們討論「莎拉公主」（當年流行的某個卡通）的劇情而發呆。不知是無意識的什麼，那時我總會把脖子上的紅色棉線拉起，放進嘴裡，邊吸吮著那種奇怪的鹹味，邊度過了漫長的下課時光。綠色的玉石貼近我的身體時，我就好像病病的，是一個領受治療的人。

「如果生病的話，就要哭出聲音，讓觀世音可以看到我們。」

「因為觀音就是觀看我們的東西。」

祖母說這話時的臉孔，好像狐狸一樣，在說著一件讓人有點害怕的事。我問祖母：

「如果發不出聲音的話，觀音就不會看見我們嗎？」

祖母瞇著眼睛，微笑地對我說：「人的身體是個洞，只要呼吸，孔嘴就會發出嗚嗚的聲響，讓神聽見。這個世界上，沒有觀音找不到的地方。」

祖母過了很久才死掉。是我高中的最後一年。祖母死去的那日正是端午節。因為忌諱慶祝的緣故，我們有一兩年沒有再包過粽子。那時我的頸項上已不再坐著那枚童年的綠玉觀音了。中學女生是不戴什麼念珠佛像的地味飾品的。她們編織幸運環，在數學課的抽屜裡摺色彩繽紛的紙星星，眼花撩亂地摺了好大一罐。有一年的生日我也收到了一整罐。不知道送我的人為何要手作這樣的事物呢？那是「手作」這個詞彙還很素樸的時代。我並不記得我有過值得對方為我做這種事的感情，只是一個始終坐在教室的中間排，身高普通，很是安靜的孩子罷了。也許送我的人也只是無聊。她好像是個熱衷編織、始終很是單純的女孩，很親切地告訴我，關於幸運手環綁在手腕上，斷掉了就會有幸運的事發生。

「如果斷在連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不就再也找不回來了嗎？」聽見這話時的我，很疑惑地偏著頭想著。而所謂的「幸運」，或許就是這樣一件需要用什麼東西來交換的事。失去某物，獲得某物。世界的算式原來趨近於零。這是一件多麼讓人難過的事。

我記得童年時祖母經常掏給我五元十元的銀色銅板，讓我買糖來吃。孤獨的初初上學的年紀裡，我老是把那一枚兩枚的銅板握在手心裡，握得整張手心都微微地發汗而溽濕，發散出那種錢幣鐵鏽的金屬氣味。那味道日久便滲入了掌心的紋路，怎麼洗也洗不去。日後我在學校的小福利社裡用那銅板去換取一瓶果汁或牛奶時，總會有一種犯錯的罪惡感覺。因為祖母的靈魂好像有某個部分停棲在那銅板的內裡似地。果汁買好了以後我便後悔了。因為那十塊錢的銅板被福利社櫃台裡的年老阿姨收了去，丟進了錢箱裡，發出極清脆的匡啷聲，很快地就被其他成千上萬的十元硬幣們給淹沒了。那瞬間我忽然有一種祖母即將隨著那個錢幣、被流放到哪一個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了的預感，因而覺得想哭了起來。

〈身不繫〉張惠菁　

 　　蘇東坡六十五歲那一年，結束他在海南島三年的謫居時期。三年前他因朝廷的人事變動，在黨爭勢力消長之間，被以「譏斥先朝」的罪名遠派到海南島。一直要到宋哲宗過世，才被召還。死了一名皇帝，來自遙遠京城的一紙誥命，使他再度整裝踏上旅程。

　　在這趟漫長的返京之旅中，他路過金山寺。在那裡見到李公麟為他畫的一張像。不知為了什麼原因，畫像一直被留置在金山寺裡，而竟果然等到了蘇東坡的歸來。他於是在畫像上題了一首總結自己生平際遇的詩：「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晚年從流放之中歸來，走進一寺廟，卻見到了自己的畫像。我覺得真是太戲劇性的一幕。最近，重讀蘇東坡晚年詩，不住揣想這一生三次遭貶謫，一次比一次遠的詩人的生命際遇。我們習慣以為流動與變化是二十一世紀人獨特的專利，輕易就遺忘了古人也擁有深刻的變動經驗。

　　往往，在中央朝廷政治勢力洗牌的時候，以科舉入仕的文人們得把命運交出去，像骰子一拋拋在了在中國廣闊的國土地圖上。各自走出京城的城牆，四面八方地去體驗什麼叫遙遠。
那是在沒有現代通訊器材的時代。貶謫與遷徙意味著許多難測的聚散。當蘇東坡從惠州出發往海南島時，他的弟弟蘇轍也正要從筠州轉往雷州。兩人在互不知道對方消息的情況下分別上路。蘇東坡到了梧州，才知道蘇轍剛剛路過該地，計算著路程，幾天之後就會遇見了。

　　幾乎是以人類學家收集口傳神話一般的方式，忽然在旅途上撿拾到一個與自己相近的形象。「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頰如君長」––這樣聽見了弟弟在居民的口說言談之中被提起。幾天前才路過此地呢，他們說，那人正像你一樣留著白鬍鬚，紅臉色，身高也相當。一個與自己血緣最親的兄弟，與自己一樣地流離，在這極南之地，就要相遇了。但這時還沒見到，還只是聽說。這詩正寫在這個巧妙的時間點上，將見而未見，也許懷著盼望，藏著許多見面時要說的話，在言語流傳中印證兩人多年不見仍然保存的相像。

　　於是我想起，那個以有形的地理場所與時間支架起來的，詩的空間。場所是五湖四海，因為貶謫流離而如不繫之舟般飄盪遊歷過的各地。中國是太大的一個國家，距離與遙遠的概念總是對應於際遇的。而時間則在一生的窮達起落間，如此衍生了聚散因緣之種種。

　　在蘇家兩兄弟晚年於嶺南重聚之前，他們已四處為官，聚散多年，有時只是遠遠地聽到對方的消息。元祐初年蘇轍奉派出使北方的遼國。蘇東坡人在杭州，以一首詩遙寄他的弟弟：「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辭馹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河山應夢武林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從沙漠到清禁（京城宮中），河山到武林（杭州），迢遙的距離是以「看」、「夢」這兩個動詞來填補的。那是一種虛想的填補。但詩也在虛想之中產生。

　　恐怕在那個時代，遷徙不只是多買幾個行李箱的問題。蘇東坡本來有幾個妾，在他被貶謫的四五年內相繼辭去，只有一位名叫朝雲的，一路跟著他到南方。那個時代「家庭」的概念，可能和我們是很不同的。一個妻妾子嗣眾多的家庭，一旦男主人被貶謫到遠方，說不定真是得就此解散的。廣陌天地，距離是一種迫近的現實。出發上路前，有人決定留下，有人決定離去，家庭被迫重組為比較機動適合遷徙的人口數。這個國家遂以它廣大的空間感消化著、改編著它許多被流放的文人。

「呵嗨喲」就是海的三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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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浪》 2011-05-08 中國時報 柯裕棻
 
    　 某日我和朋友到信義誠品書店聽講座，活動單位請來了台東的歌手巴奈現場演唱。這是在書店的公共空間，明亮，寬敞，安靜，秩序井然，不像專門辦小型演唱的pub那麼昏暗凌亂有蒼涼的氛圍。我還愣想，這空間不太適合，巴奈的聲音嘹亮足以響徹縱谷，在這麼規馴的圈牧場所，她那野放的聲音要怎麼奔跑呢。

 　　我們坐在最後一排，一開始還覺得座椅這麼一排一排好整齊，好乖巧，空曠寥落的。不久，巴奈來了，頭上繫著一條大黃巾，肩披紫花巾，和她先 生兩人風風火火的走來。原本安靜的場子氣氛立刻不一樣了，他們帶來某種浮動的力量和聲音。他們坐下，也不多說，隨即開始試音，調音，一邊試一邊和聽眾笑 談。那場地立刻就在她的掌握裡了。她說，哎這空間好規矩不習慣唷，又自顧嘿嘿笑了。瞇瞇眼圓圓臉的笑，滿頭卷髮也笑。

　　她試了一陣子，那隻麥克風有點不對她的音，試過幾次之後，她豁開了，說，欸算了，那就開始唱吧。吉他一刷，她的聲音霎時灌滿整個樓層，清 朗開闊像夏日晴空，起伏如風中搖擺的稻田，清亮嘹遠一如太平洋無垠的綿延的海岸線。她的聲音改變了這拘謹有節的小空間，固態的結構溶解了，無形的秩序崩解 了，一切都化為和煦的聲波，柔軟卻有力，清澈又渾厚，牆面退遠屋頂消失，歌聲一波波摟住每個人。整個樓層的人群全湧上來聽了，密匝匝擠滿周邊的走道和空 間，眾人屏息凝聽。

　　一個孩子在遠處啼哭，這本是惱人的事，巴奈又笑說，你們聽，他也有他自己的節奏呢。於是又唱了一首慢歌，那遠處的孩子彷彿聽見了，跟著一拍一拍地哭，竟漸漸變成數拍子，然後就靜了。

　　後來，某支曲子她要大家唱合音，雖說是合音其實只是簡單的「呵嗨喲」。試了一次，眾人接得零零落落，又再試一次，三拍，很簡單，要有力。眾人還是接不上。

　　她便說：「要想像海的波浪，『呵嗨喲』就是海的三拍，是海的力量推著你。你們看過海嗎？在海裡游過泳嗎？是海浪的感覺。」

但那東西上不去成神，也下不來成俗。萬分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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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四壯集－〈夢外之夢〉李維菁 

那頭的他正處在對生命極度的焦慮，開始訴說困境與理想。他們談得興高采烈，知己一樣。

2012-04-20 01:00
 

 　　藝術家躺在秋天樹下，檢視手背的老人斑點，這雙手一生中做出多少作品呢？藝術史書為他下的註解：「此人的偉大在於他幾度創造出匪夷所思的新形式，連結歷史認同、情慾與生死魂夢曖昧之境。」彷彿他的人生可以用這幾個字定格。他顫抖地點菸，想起年輕時的一個夢。
 
　　他在隧道一直跑，有人追他。狂奔中他突然停下，那人竟追過頭了。他抬頭看隧道盡頭分岔出兩條路，岔路口端坐一尊地藏王菩薩，後面透出光。他剛剛就是看到光，覺得怎樣都跑不動了。

　　追殺他的人意識到跑過頭，在盡頭轉過身來。